本站主页    |   温州动态    |   2015视界    |   新参考两会专题    |   各地两会    |   代表/委员声音
您的位置: 首页>两会专题pc>新参考两会专题   
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
  2015-02-06 10:01:00

观点荟萃

赵树凯:基层政府体制性冲突与治理危机

尹成杰: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改善乡村治理机制

汤晋苏:把握乡村治理几个关键节点

地方探索

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的“崇州试验”

海外镜鉴

国外村镇建设与管理的经验

政府本身的体制性冲突造成乡村治理不善

当前的政府治理体制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为改善治理而推进的体制性措施,演化为两种方向相反的体制性力量,在政府系统内部同时并存、相互纠缠、持续冲突,消解政府治理效果,导致社会冲突加剧。这种体制性冲突,既扭曲了中央与地方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也扭曲同一层级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互动,还在整体上损害了政府体制本身的合法性,成为地方治理危机的关键性成因。如果深入观察基层政府内部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虽然整个政府系统在政治语言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是,实际的政府运行充满了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显然比前些年更多了。在许多情况下,基层领导干部不仅不太认同上级政府的政策措施,也不太认同上级领导的能力品行;基层党委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纷争在增加,行政系统自身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也在增多。所有这些冲突,都严重损害了政府权威和治理的效率,直接造成乡村治理的低质。

政府治理研究缺乏“党”的研究视角

目前关于政府治理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缺陷,这就是缺乏“党”的研究视角。在总结政府透明度和问责性的过程中,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政府机构本身,而对于党委的组织有所忽略。在中国,研究政府的透明与问责,不能不特别关注党组织的透明与问责。各级政府是由同级党委直接领导的,政府的重大决策实际上都出自党委;在许多情况下党委的工作和政府工作是一体的,或者说是党委部门取代政府部门的工作。但党组织的透明过程不同于政府机构,党组织的问责机制也不同于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政府透明度和问责问题,也需要同时关注党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问题。

在基层,在提升党和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近年出现很多创新经验。这些创新经验发生的基本背景是:一是近些年来党中央也在积极提倡和要求党务公开,强调党的工作部门要有绩效评价和问责;二是基层党政组织在面临大量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过程中,来自公民的要求和压力,推动了党政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性建设;三是在基层领导中产生一些有改革要求和政治勇气的人,他们大胆改革传统的党和政府工作方式,在增强党组织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可以说,党组织在透明和问责方面的实践创新,是走在研究界前面的,反而研究者的观察和总结很不够。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党政体制,为了更好地总结党国体制的实际运行,开展关于党组织的治理与创新的经验研究很有必要。

研究基层党的治理,重点内容应该是:以县市党组织的运行为观察面,全面考察和总结基层党组织在增强透明度和提升问责性方面的创新经验,为基层党组织的深入改革提供研究支持。在中国,以党领政的体制是一个严密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内部是有层级的,也有板块的。任何研究都没有办法关观这个体制的全部,都需要选取一个特定的层级或者部门。县(市)是中国政权体系的基本单位,县市政权直接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管理,而且管理功能相当完备。县市以下政权,管理功能虽然直接但是不完备;县市以上政权,管理功能虽然完备但是并不直接,只是一种间接的管理。所以,县市党政体制最能体现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质。以县市为基本观察面,向上可以仰视关注省市政权,向下可以俯瞰观察乡村政府。所以,研究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应该特别重视县(市)层面。

加速推进改革,突破基层治理困境

基层政府的行政性制度安排,如县乡政府有多少个机构、多少人员岗位,行政权力如何在部门之间配置等,不应当成为中央政府的职权范围,中央也无法安排好。中央应该在地方政治改革进程中承担较多责任,积极规划设计政治改革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路线,成为强有力的推动者,如启动县乡党政主要领导的直接选举。如果政治性的制度安排做出有力调整,基层自然会把这些行政性制度安排解决好。或者说,如果基层民意力量真正能够制约政府,那些行政性问题根本不成问题。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基层党政领导甚至比高层更有政治改革的要求和冲动,最近十年来不断有基层自主启动重大政治改革举措,因为基层党政领导更能直接感受来自社会和公众的改革压力。但是,这种要求和冲动,过去未能得到积极呼应和引导。这也是上级政府的政治权威在基层不断流失的重要原因。(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摘自525日人民论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的形势与任务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以及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正在或已经进入一个大发展、大变化的关键时期。这些变革变化既给乡村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也给乡村治理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城乡资源要素交换关系面临新变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和工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农业和农村。在市场自发作用下,农业和农村本已相对缺乏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迅速向工业和城市流动。可以说,工业化、城镇化给农业农村带来的压力远大于动力,带来的索取远大于反哺,带来的约束远大于推动。二是农村社会家庭结构面临新变化。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分工分业不断深化,农业农村面临着四个“长期分离”:农村党组织与党员长期分离,村委会与村民长期分离,土地发包方与承包方长期分离,家庭成员与主要劳动力长期分离。这使得传统乡村社会以族缘、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孝老育幼关系发生着深刻变化。三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呈现新变化。一些经济发达地方的农村,城镇化加快推进,实现了农村人口的转移城镇化,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这就使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课题。四是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缺位问题突显。近年来,在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实施撤乡并镇、行政村合并、村改居等区划调整,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的地方党支部、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长期缺位,社会管理处于无序状态。五是城乡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新情况。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还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还有一些地方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不仅实现本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还吸收了大量外来人口,如果不改变传统乡村治理方式,就难以实现均衡发展。六是农民权利观念和民主意识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进步,农民对自身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乡村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矛盾复杂化日益显现。

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

乡村治理是一项事关城乡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系统工程。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必须坚持党的组织领导、维护农民利益、村民自治等基本原则,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乡村治理道路。

一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牢牢把握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任何时候农业都是国家的基础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本。必须依靠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带动二三产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夯实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二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稳定财产关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要加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快农民承包地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明确发包、承包、流转主体的权义关系。另一方面,强化土地产权保护和管理。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和执行“一户一宅”政策,妥善处理集体与社员、邻里之间的产权纠纷。三是建立城乡平等的资源要素交换制度。彻底改变传统的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发展模式,带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延伸,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这将大大改善乡村治理难度。四是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提高乡村治理主体的素质和水平。鼓励新型经营主体提供生产服务和社会管理服务,降低乡村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五是健全农村党的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健全基层党组织覆盖,在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发展党的组织机构。严格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改善乡村治理的软环境。六是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科学规划农村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布局,防止过快撤乡并镇、村改居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政府职能要向乡村延伸,加大公共服务和资源向农村配置的力度。七是加快构建城乡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改革城镇户籍政策,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让转移出去的人口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社保。对于吸收外地人口的乡村,要按照实际人口数量,增加公共财政预算投入,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摘自63日《农民日报》)

 

促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

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发挥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规范县乡政权间的权责划分,完善乡镇政权功能定位,改进乡镇党委领导方式,提升乡镇政府行政效能。

科学划分基层政府、社区在基层管理服务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编制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和自治组织协助事项目录,建立基层政府委托自治组织事项协议制度,探索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和群众对基层政府评估评议制度,推动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和群众工作队伍有机衔接。

完善村民自治机制

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法履责,推进社区组织“减负增效”,大力精简面向社区的任务事项、台账会议和评比表彰,规范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的责任主体、科目细则和保障标准,保障村民委员会组织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的必要条件。

深入开展以直接选举、公正有序为基本要求的民主选举实践,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决策实践,以民主集中、科学效能为基本原则的民主管理实践,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实践,推进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推进基层民主协商

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基层民主协商,依托村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畅通群众与基层政府、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经济组织交流沟通的制度渠道,加强群众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定期协商。

探索建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群众间的对话机制,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议事机制,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和驻社区单位共驻共建机制。着力完善民情恳谈、社区听证、社区论坛等协商机制,积极拓宽社区媒体、互联网络、移动设备等协商渠道,推动基层民主协商向村民小组、自然村延伸。

加强基层民主协商与党内民主和政治协商的制度衔接,建立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社区制度。健全党员代表议事制度,带动和促进基层民主协商健康发展。

(作者系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

 

崇州作为四川成都的农业大县和粮食主产区,近年来其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基本上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如2012年,该市常住人口67万,其中农村劳动力36.95万人,但外出务工人员高达73.4%。由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流动,使农业被“边缘化”的趋势愈加严重。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还要应对“种怎样的田”和“怎样种田”的深层难题。

经过4年多的探索,崇州已初步形成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二、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三、建立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服务超市三位一体的农业经营模式,我们简称之为农业共营制模式。其主要特征为:

第一,创新培育机制,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目前农业发展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留守农业的多为老人和妇女,难以保障生产所需的劳动强度与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技术、机械、农产品销售等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在现有农业经营格局下,单个农户与社会化服务主体对接成本较高,亟待培育既能代表双方利益又能协调双方行为的中介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

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问题,促进了良种选用、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病虫害统防统治、农业机械与装备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目前,崇州市已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141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第二,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崇州市运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按照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折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作为合作社社员,可直接参与理事会及监事会选举、农业生产计划安排、成本预算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等决策过程,成为经营管理的实际决策者和控制者,并承担生产成本出资;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同农业职业经理人签订经营合同,对产量指标、生产费用、奖赔规定等进行约定;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怎样种田”,提出具体生产计划执行与预算方案、产量指标等,交由理事会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方案执行。生产支出由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出申请,理事长和监事长共同审签列支入账,农资和农机具的放置、申领、使用和处理,实行专人负责,及时公示,接受社员和监事会监督。到目前为止,崇州市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361个,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入社农户9.46万户,农业组织化程度达56.48%

第三,强化社会化服务,建立“一站式”服务超市。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由此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6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农业共营制:农业经营方式的突破创新

崇州试验的农业共营制模式,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农户为主体自愿自主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第一,实现农业经营主体的 “共建共营”。“农业共营制”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坚持农户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家庭承包权,盘活了土地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进一步细分与重新配置,形成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和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其意义在于,一是破解当前土地细碎、经营分散的难题,实现土地的集中连片和规模化,有效解决“种怎样的田”的问题;二是使土地经营的决策权控制在农户手中,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确保耕地不撂荒,防止出现土地流转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三是通过经营权中的产权细分和业务外包,一方面促进形成农业企业家的能力,培育职业经理人队伍,另一方面吸引一批外出青壮年返乡创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和多样化农业生产性服务群体,促进农业分工与专业化,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如何种田”以及“科学种田”的问题。

第二,经营收益的“共营共享”。土地的集中、现代生产力要素的聚集及其能者的参与经营,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与合作剩余机制,形成 “共营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与分享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能够获得70%的剩余纯收入分红;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享有超产部分20%的佣金、规模经营的政策性奖励以及城市社保;三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取超产部分10%的公积金,享受相应的专项政策扶持,促进壮大集体经济;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承接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外包获得业务收入与服务规模经济。据统计,2012年,职业经理人每亩收益150元(不含政府补贴),平均年收入4.5万元;合作社公积金平均每亩提取75元左右;入社农户在收回生产成本后,每亩直接增收约525元(不含政府补贴)。

第三,经营目标的共营多赢。从微观层面看,农业共营制保证了各个参与主体的权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农民走出小农经济,参与社会化分工,且具有农业经营决策的真正主体地位;合作社通过经营计划与社员监督,规避合作风险,提高共同经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职业经理人通过企业家经营与规模经营,实现创业增收;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专业化与生产性服务外包,实现农业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型为服务规模经营。(来源:201471日《改革内参》)

 

一、村庄供给水

历史以来,德国一直十分重视水资源保护,控制污染物排放,1995年污水处理率达99%,水体质量良好。其成功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如下:

1、立法确立水是共有资源,必须受到每个人的保护,建立了完善的水系监控系统,一旦污染,有关部门立即得到报告,迅速采取措施。2、十分注重供水水质,水处理工艺完善、技术先进,除了混凝、沉淀、过滤等常规处理外,还要进行约50天的慢滤,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水资源水质变化有足够充分的准备。3、将制、售水分别独立经营管理,责任明确,因此各供水公司特别重视对管网系统的建设、管理,查漏、检修及时,全德国漏水率小于5%,为欧洲最低。4、德国的供水事业发展来源于3部分资金:其一是地方政府、法人公司、私人投资;其二水费收入;其三是向用户分摊的建设费用。由于这些多元的投资形式及优惠的补偿政策,德国供水事业得以稳步发展。5、德国的水价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计量水价,随供水成本的变化波动,按用水量收取;另一部分为基础价,固定不变,按户收取,主要补偿管网铺设以及进户设施等的投资费用。德国的水价由企业自己确定,但受到监事会的监督,要求供水企业在核算水价时除考虑经济因素外,也应考虑社会因素。除此之外,每年企业将财务报表公之于众,接受大众的监督。6、德国供水企业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各种协会和联合会为供水企业沟通信息,帮助解决问题。7、德国的职业教育相当发达,为供水企业造就了大批技术精湛的工作人员。

1990年法国对全国水资源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在约1500万农村人口中仅有58%的人饮用净化站的水,但到目前已有99%的人都用上了安全卫生的自来水,这与近年来法国水务管理的改进是密不可分的。在法国,水被视为国家资源,国家具有专营权,所以水厂永远是公有化,私人企业只有在各级政府特许的条件下,采取招标方式,获得投资、经营和使用权力。政府对水厂的设备、施工、服务以及水价都作了详细规定,这样既引进了私营企业先进的商业化管理理念,又可以有效地保证水质,为民众提供优质服务。法国政府还非常注重水资源的整合性管理,一是统筹考虑农业、工业、运输、娱乐、家庭等方面的用水;二是注重环境保护,在水源选取、管道的铺设以及污水的排放等方面都必须有环境评价报告;三是注重废水的重新利用;四是注重风险的防范(包括水灾、旱灾和污染)。法国水费使用有两条重要规定:一是水的利润必须再用于水务发展;二是所有的使用者和污染者必须付费。所以在所收取的水费中,43%为制水成本;38%作为污水处理费用;13%作为社区水务署管理(其中50%用于新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建设费用,50%为日常开支);5%为附加增值税;1%为国家水资源发展基金(每年约有1亿欧元),用于边远农村地区水厂建设或补贴城乡差别。具体水价,是在国家宏观指导下采取民主的对话方式及听证会制度,通过各流域委员会、供水公司和用户(代表)协商,确定水费和污染税费的标准,并由水管局负责向用户收取。

二、村庄排水和污水处理

1、生活污水处理。

在德国,几乎所有村镇都建有排污系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混流式,即所有污水全部汇入同一管道网进行处理;二是分流式,即生活污水和工厂废水与雨水等分管道汇集,分别处理。绝大多数村镇采用生化处理工艺处理污水。

澳大利亚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专家于最近几年提出一种“非尔脱”高效、持续性污水灌溉新技术,其目的主要是利用污水进行作物灌溉,通过灌溉土地处理后,再用地下暗管将其汇集和排出。该系统一方面可以满足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要求,同时降低污水中的氮、磷等元素的含量,使之达到污水排放标准。其特点是过滤后的污水都汇集到地下暗管排水系统中,并设有水泵,可以控制排水暗管以上的地下水位以及处理后污水的排出量。“非而脱”系统对生活污水的处理效果好,运行费用低,特别适用于土地资源丰富、可以轮作休耕的地区,或是以种植牧草为主的地区。该系统实质上是以土地处理系统为基础,结合污水灌溉农作物。

韩国农村的居民居住分散,兴建集中处理的污水系统造价太高,小型和简易的污水处理系统适合在农村应用。因此,研究了一种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使污水中的污染物质经湿地过滤后或被土壤吸收,或被微生物转变成无害物。这种方法实质上也是一种土地-植物系统,需要的能源少,维护的成本低。至今已广泛用于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湿地上多种植芦苇、香蒲和灯心草等,对病原体的去除效果好。但其缺点是需要大量土地,并要解决土壤和水中的充分供氧问题及受气温和植物生长季节的影响等。一般来说,利用湿地处理后的污水灌溉水稻,可取得更好的净化效果。

日本1977年实行农村污水处理计划以来,至1996年底已建成约2000座小型污水处理厂。日本农村污水处理协会设计、推广的污水处理装置体积小、成本低、操作运行简单,十分适用于农村。一般每1000人农村人口可建立一个污水处理厂,最大的厂可处理10000人左右的污水。日本农村污水处理协会采用的是生物接触氧化法,属于淹没式生物滤池类。生物滤池是由池体、滤料、布水装置和排水系统四部分组成。滤料是生物膜的载体,对净化作用的影响较大。常用的滤料有沙子、碎石、卵石、炉渣、陶粒、红杉板条以及用聚酯纤维制成的纤维球等。处理后的污水水质稳定,大多灌溉水稻或果园,或将其排入灌排渠道,稀释后再灌溉农作物。污水中分离出来的污泥经脱水、浓缩和改良后,运至农田作肥料。生物膜法所需要的设备简单,能源消耗低,成本和维护费用低,而处理污水的效率高,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

2、农村厕所建设

据联合国提供的一份资料,印度有7亿人家里没有厕所,其中大部分在农村。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露天大小便对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危害,早在1999年就开始实施农村厕所工程,改变人们露天大小便的习惯。印度政府于2003-2004财年就投资16.5亿卢比帮助农民修厕所,2004-2005财年又投资36亿卢比。最近,为了加大推动农村厕所工程的力度,印度财政部计划在今年将投资增加到63亿卢比(约折合1.3亿美元),以实现在2010年每个农村家庭都有厕所的目标8。为使农村居民能够参与修建厕所、鼓励村民使用厕所,印度中央政府提供了修建厕所60%的费用,地方政府提供20%,剩余的由村民家庭自己出钱和出工。此外,印度政府还推出了“洁净村庄奖”,对厕所修得好、处理洁净水最好的村民委员会奖励20万到40万卢比,对以上工作做得好的街区则奖励100万到200万卢比,对最好的行政区奖励300万到500万卢比。除了物质奖励,印度还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帮他们破除家中有厕所不吉利的迷信思想。

3、农业生产污水。

除了工业和生活污染,近年来,人们也开始思考农业生产活动本身造成的水源污染问题,即硝酸盐污染,这是由于氮肥过量使用和集约化饲养场粪水管理不善造成的。预防水资源免受硝酸盐污染是农业环保工作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即使现在采取措施也要45年后才能收到治理效果10。荷兰对农村污染非常重视,现在主要采取了限制畜禽饲养数量和密度的办法进行治理,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出来。由此产生的农村人口就业问题通过新的措施来解决,如政府大力推动农村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城市人口提供了美好优雅的休闲场所,同时也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收入。

法国1990年全国水资源污染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有30%的抽样结果不符合卫生标准;在受硝酸盐水源危害的人中,有60%居住在农村。为此,1991年法国农业部长在全国水利会议上强调,解决水源污染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社会团体、农民以及工业等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政府和各地区都相继成立了水资源领导办公室,专门负责有关各项政策的协调工作,还制定了一些必要的法规条例,以限制硝酸盐污染。种植业方面在保障农业高产的前提下,相应减少氮肥用量,严格控制土壤的含氮量。为了解决农药残留污染环境问题,法国明令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向农户倡议严格按照规定剂量和使用期限使用农药,积极开发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等。针对畜牧业对水源的污染,法国围绕加强家畜粪便的管理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对于集约化饲养场,提高贮粪池的贮存能力是解决粪水外流污染水源的关键,给贮粪池加盖,挖排水沟可以起到防止外部水流入粪池的作用。法国政府针对污染较严重的集约化饲养场修订了畜舍修建条例,条例中对贮粪池容量、贮存时间及饮水设备等都有具体规定。达不到要求的需要改建,政府补贴一部份改建费用。1990年法国用于预防农村环境污染的费用达8000万法郎,继之数年的财政预算对农村环保也给予优先考虑。

三、村落和住宅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的土地整理职能逐步扩大,在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合理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保护乡村自然环境和景观、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乡镇通过土地整理来实施村庄发展计划或保证其发展目标的实现。德国的村落更新规划,在政府的资助、村民的积极参与下,从经济、生态、美学、历史文化诸方面着眼,为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美化农村环境,加强村民对家园感的认同,保障村落健康持续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框架,对我国村落的更新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其他欧洲国家对农村住宅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既要保证建筑的经济性、实用与舒适性,另一方面还要能反映民族特征和传统的农村风情。荷兰对农村面貌的改变非常重视,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地整治运动,自然小村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规划整齐,建筑雅致的小城镇。奥地利为了完成农村住宅规划,组织了关于农村住宅问题的专门研讨会,并吸收包括高等院校建筑系学生在内的专门人才,进行独立式农村住宅的标准设计,并确定住宅设计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考虑到国家农业生产整体化,同时使住宅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舒适环境,并体现出住宅的新型风貌。

近年来奥地利、德国、瑞土等国的建筑公司专门制造供建造农村标准住宅用的成套预制构件,主要是为了适应新生宅区用地的限制和加快住宅建造进度。采用成套预制构件建造的装配式农村住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农村住宅主要的结构形式,是双斜屋面中布置着阁楼的单层住房。底层的房间总面积为75112平方米,阁楼层为38-81平方米。一幢标准住宅的造价,包括成套建筑预制构件及其他材料和入工费用,在德国是20万至30多万马克。德国有数十家建筑公司从事农村住宅成套预制构件的生产,并在全国各地区负责住宅的安装和建造。他们提供多种形式的住宅目录供用户选择。在波兰,有一种独特的独立式农村住宅。这种住宅不是整个封闭在一起,而是建成两个单独的部分,其间用插入的、敞开式楼梯过道加以联接。在住宅中设有两个厨房和两个出入口,可供不同年龄的两代家庭居住,也可供不同的两个家庭居住。除此以外,还设有专供老年人或病人居住可单独进出的房间。

四、垃圾收集与清运

随着各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垃圾的数量剧增,而且垃圾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处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垃圾不仅有碍观瞻,更重要的是占用大量土地,污染生活环境,危害人类健康。

国外一些农村的固体废物得到有效收集、处理,村庄环境卫生状况良好,显得十分干净,很少有四处飘散的白色垃圾18。前苏联的莫斯科有三座规模巨大的垃圾处理场,其中一家用垃圾生产农用肥料。而英国的垃圾发电也很有特色,该国在农村设立了数百座垃圾处置场,所产生的甲烷用于发电,并入全国电网,其电力约占全国电力的519。德国萨克森州的林格镇居民的环保意识非常高。每家门口都放着五颜六色的垃圾分类桶,有纸张、玻璃、金属、有机物等七八种之多。每周,承包全镇垃圾回收的环保公司会把垃圾分类运走,在垃圾处理厂进行再处理,无法再利用的则用于焚烧发电。很多家庭还会自己处理垃圾,如把生物垃圾制成肥料种花,在自家小院建立生物循环系统,用太阳能发电,用沼气作燃料,用布袋竹篮代替塑料袋等。在德国教科书中,孩子们可学的农村环保知识也非常丰富。

 

 


 

主办单位:温州市图书馆
Copyright © 温州市图书馆 all rights reserved.邮编:325000 服务热线:0577-88962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