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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营企业家的宗教信仰
  2015-02-05 14:58:00

编者按:中国人普遍没有宗教信仰,中国的企业家和宗教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太多联系,但只要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中输入这两个关键词,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海南航空的陈锋、恩威集团的薛永新均笃信佛教,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则是天主教徒。

企业家对经济利益、社会名望、个人理想等孜孜以求,终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消得人憔悴,需要的是永不言败的气魄、敢于冒险的胆识和击败对手的谋略。而宗教宣扬内心平和、与人为善和与世无争,追求心灵的高度净化,甚至与世隔绝、出世修炼。可以看到,企业家精神和宗教理念在许多方面背道而驰,是什么使中国的企业家开始对宗教情有独钟的呢?宗教与企业家的精神以及企业文化又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

本辑围绕“中国企业家的宗教信仰”主题,全面梳理了中国企业家们皈依宗教的各种现象和主要原因;国内外企业家们对宗教的看法;宗教信仰对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各界对于与中国企业家宗教信仰问题的各种观点。

 

据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估计,“大约10%-15%的温州人信仰基督教”,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温州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私人经济部门和宗教开始出现融合迹象,并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老板基督徒。

老板基督徒崛起

2003年,陈村富赴温州调研发现,除了过去的农民教徒群体、城市街道教徒群体外,温州正在出现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兴教徒群体。从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的调研数据来看,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上下。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成为企业家;另一种是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企业家。这些老板基督徒也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联系多,能量大。

随着老板基督徒数量的增加,温州出现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家团契(基督教特定聚会的名称)。据温州神力教会林朝阳牧师介绍,该教会每月都会有企业家团契,一般会有100多人参加,而这“是温州最小的一个企业家团契”。这些企业家在团契中学习宗教经典,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悟,包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扰。这种企业家团契既是企业家进行宗教活动的产物,同时又强化了“老板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团契的活跃,正是温州老板基督徒崛起的例证。

商业道德振兴的力量

据陈村富的调查,对于雇工做老板,有64.1%的人认为必须荣神益人和守法。这说明基督徒做生意的职业道德观念。现在很多非教徒老板残酷对待员工,违法乱纪,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对此教徒们和老板都很反感。而基督徒企业家们往往信誉高,所以顾客大多喜欢买他们的东西。这也是温州一带教徒们开店做生意一般比别人好的原因。华东师大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认为,当老板基督徒设法把一个职业群体与信仰群体整合起来的时候,一个职业共同体也就得以建设起来了,甚至是在使用职业共同体的途径来重建社会规范、社会信任乃至社会信仰。这或许是温州的老板基督徒财富观的特殊之处。他们有赚钱的冲动,但基督徒老板能比较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之所以这么发达,也是建立在一种社会诚信基础上,不是说国家的法律和国家意志强制它遵纪守法,而是一定要要守诚信,是发自内心的,“之所以能形成这种诚信的环境,我认为宗教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说。

信仰与世俗化的矛盾

陈村富的调查中有一项,如果外出打工、经商而无法做礼拜怎么办,在被调查的248人中,有54人认为“可以免去”,认为可以在家读经代替者有166人,占66.94%。陈村富认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实际上许多年轻教徒开始把赚钱看得比信仰重要。而老板基督徒面临的世俗化诱惑更为明显。一位老板基督徒说:“办企业会时常牵扯到利益和信仰上的矛盾,往往很挣扎。有的时候也会妥协,会按照世俗的方法去做。但是往往做完以后,自己的良心就会受到谴责。”

很多基督教徒都试图用宗教教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在俗世大环境中,很多企业家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与《圣经》的教义背道而驰。在温州,大多数企业家在雇工劳动时间上都无法执行国家法定标准,甚至有的工人每个月只能休息一两天,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基督教企业。然而这些企业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行为在法律上和信仰上的不妥,因为 “大家都是这样”。我们无法确认这是无意识之过还是选择性忽略。【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120日】

中国有着悠久的宗教历史,其中佛教占统治地位。然而近百年来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严重动摇佛教根基,甚至一度和封建迷信混为一谈,现今虽然许多寺庙的香火重新兴旺,但多流于表面,并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真正虔诚的佛教徒以老年人居多。

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信教的企业家显得有些另类,这一现象反映了以下现实问题:一是社会日趋成熟。成熟的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力,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进步,中国正向这一目标稳步前进。社会的成熟不仅体现在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制度的完善上,同样体现在道德约束的加强和精神的健康上,而公民个性的发展是精神健康的重要评判标准,是创新的源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身为公众人物的企业家信教,并敢于在公开场合承认,其实是冒了一定风险的,比如威信扫地,被斥为另类等,这正是一种个性魅力的展现。二是意识形态变化。现代人们更为现实,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利益,虽然有些弊端,却也是人性的回归,从长远看,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有利的。由此看来,部分人寻求宗教信仰其实是信仰危机的必然结果。反观西方社会,宗教信仰的普及和深入人心,对人的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讲究诚信、关注公益事业,可见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三是文化交融增加。一方面是古今文化交融,今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利用古代文化,以古人的思想考虑现实问题,或者以现在的眼光挖掘古代文化。另一方面是全球文化交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文化的交流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今许多黄皮肤的人走进基督教堂,经济霸权的渗透固然是原因之一,也应看到宗教自身跨越文化的魅力。

企业家拥有权力、金钱和知名度,有着非凡的敏锐目光和感悟力,在许多方面先知先觉。作为特殊群体,他们的信教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一是寻求精神解脱。在中国为数较多的信教者是因为遭遇过重大挫折,精神上难以摆脱失败的阴影,因而向宗教寻求解脱。比起常人,企业家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有着更复杂的人生经历,对于缓解精神压力的需求因而也更大。二是调节心理平衡。不是每个信教者都有悲惨经历,需要寻求解脱,但心理失衡却是绝大多数人都体验过的。企业家在工作中难免会遇到许多困难或阻力,要面临各种竞争、风险、信任危机以及重要决策带来的压力,而作为企业的高层,又难以宣泄这些不良情绪,迫切需要在工作之外寻找排解,而这一需求正好与佛教、基督教等追求的内心安宁相契合。三是保持心态平和。企业家身居要职,手握重权,领导着一干人众,难免在心态上有优越感,继而表现得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独断专行,这样的心态必然给工作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这也是很多企业很难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相比企业的喧闹,宗教似乎能给人提供一方净土,虽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这些教义确实是劝人向善的,逐渐使人的心态变得平和,这也是许多人信教的初衷。四是改变思维方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管理者常会感到旧有的管理模式不再适应,这就需要谋求打破常规,改变思路求创新。企业家借助宗教的影响,往往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从而获得一些独特的灵感或启示。五是展示一种姿态。企业家,大抵都有很深的谋略,在当前这个宣扬个性解放的社会,很多企业家们更是不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宣传机会。部分企业家将个人信仰告知天下,是为展示其个人思想上的与众不同,进而让人联想到他所领导的企业也有独到之处,达到不错的宣传效果。也有企业家想借此表明自己对人性的重视,并打算以一己之力影响社会,这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六是缺乏社会导向。企业家属于先富群体,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飞跃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无所适从,精神上的空虚源于理想或信仰的缺失,因而信教便成为排解空虚的一种选择。少数民营企业家文化水平不高,所受的教育有限,精神生活单一,比较容易接受宗教的教义和表达方式。基督教从洗礼、礼拜、唱诗再到理念,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跃跃欲试,更有一些宣传误导人们去教堂做礼拜是步入上层社会的标志,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会宣传力度不够,以致国人对其缺乏足够了解。【摘自:新浪博客“观察者勇”】

企业家普遍信仰宗教

据中新网2004年报道,9999泛亚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在台湾地区,近70%企业主相信风水,高于一般上班族一成;20%企业主会以紫微斗数、面相来筛选员工;若公司遇到经营问题,甚至近半数的老板会私下找命理大师指点,甚至作法。这项“职场神鬼信仰调查”是针对资料库内10万家企业资料随机抽样2500份发出问卷至电子邮件信箱,有效回收919份,回收率为36.76%,当信心水准为95%时,正负误差值为3.23%

1952年由美国商人DemosShakarian创立的国际全备福音商人团契组织,已经散布到全球100多个国家,仅巴西就有3万多人入会,而香港分会到目前也有超过400多会员,像富豪郭炳江、财政局长马时亨这样的名人也来参加活动。而在内地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已经开始有数十人规模的小型聚会。

中国部分企业家白手起家,他们更多的智慧来自于“社会大学”,他们更能接受“奇迹”,而不是冰冷的科学常识。而宗教里沉淀着几千年人类智慧的结晶,也包含着一些普适性的哲理和特定的伦理准则。像佛教的因果报应、众生平等,道教的天人合一等,基督教的天职观念等等,这些哲理往往也是企业经营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而各个教派对博爱和诚信互助等道德品质的强调,也契合了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建设。除此以外,企业家一般拥有旺盛的精力和好奇心,对神秘的宗教充满探索的热情。

寻找慰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推出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且不论“大师们”的居心和这套理论的虚伪,对企业家而言,是真切感受到种种好处,更平和的心境,更淡然,宠辱不惊,才让他们心甘情愿一而再聆听“大师”教导,对宗教有一份崇拜情结。

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时大鲲则用家庭,信仰,公司,乐趣和未来五个词代表他的生活。“五个一定要平衡。我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博雅公关公司北京总经理DavidWolf,一个自律的犹太教徒,这样说道,“每个人都必须平衡工作和生活。信仰无疑是个很大的帮助。”巨人网络公司董事会主席史玉柱每当事业陷入困境,就会进西藏和喇嘛聊天。他认为,“一个人能对自己命运能把握的时候,最不信佛,不如数学家,物理学家;当一个人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的时候,特别容易相信,不如出海的渔民。”高手与高手的对决,最终比的是心态。宗教信仰中一些修行的做法,像打坐,读书,记录心得,都利于企业家保持良好心态。

但也有靠旁门左道、行贿起家的商人,他们信仰宗教并非出自“善缘”,而是出于对利益的贪婪和作恶多端以后的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而且,有些企业家送大师们钱财,看中的只是大师和官员之间的关系网和利益链。【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386日】

作为前英殖民地,香港基督教体系在政商两界影响都十分深远。新鸿基地产创始人郭得胜就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佐丹奴和壹传媒的创始人黎智英,G2000主席田北辰,邵逸夫之妻、TVB影视帝国掌门人方逸华等众多富豪也都是天主教徒。基督教系在香港政坛甚至一度占统治地位,譬如上一届香港政府“三司十二局”首脑,加上行政长官曾荫权,16人中就有13人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据介绍,司局长们除了工作中交往,私下也经常聚在一起开“祈祷会”,彼此互相开导,依靠信仰的支持来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前任特首曾荫权每天上班前都要到中环坚道教堂早祷,以至于每到清晨教堂门口都如同小型新闻发布会,挤满了为各类政坛新闻而追访特首的记者。

佛教在两岸三地的商界是一种更为流行的宗教信仰。在香港,华人首富李嘉诚、爱国商人霍英东、南丰集团主席陈廷骅等众多企业家都是公开的“佛弟子”。李嘉诚经常公开自称是“学佛之人”,在佛教界被称李居士,更号称未来会将1/3的财产投入慈善基金,“就像我第三个儿子。”

在内地相当低调的道教组织,在香港则香火鼎盛,信徒众多,原因之一或许是与哲学性强的基督教、佛教相比,道教作为传统的民间宗教总是特别“实用”。受到长期作为英殖民地的影响,佛、道等宗教在过往不大受到官方重视。不过随着回归时日渐久,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独大地位渐渐改变,各类宗教组织都活跃起来,佛教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了。

宗教组织在香港活跃,绝非处处怪力乱神,而是对香港裨益良多。一是所有宗教组织无不热心于社会服务,是私人办学的主力,其中基督教、天主教团办了近千家中小学及幼稚园,佛教团体办学逾80家,道教、伊斯兰教、孔教共办学20余家,达全港学校总数的一半,有些宗教团体还在内地捐助了大量希望小学。同时,宗教组织兴办的许多医院、老人院、福利机构等都是重要的社会福利资源。二是各类宗教组织平时常常举行慈善捐助活动,无论是针对各地发生天灾,还是贫困儿童的健康、教育问题,或是重大疾病、慢性疾病,都让大量市民慷慨解囊。而且各种宗教活动的主题,都是劝人向善,关怀他人,为香港社会带来了丰富的正能量。在香港,宗教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便不是信徒,也往往觉得各种宗教都友善可亲。【来源:华夏经纬网201386日】

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和海航老总陈锋则对佛教有着坚定的信仰,马云会时不时飞赴重庆缙云山的一座道观闭关自省。

目前尚无精确的统计来说明企业家的信仰状况,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验证这个群体与宗教信仰逐渐紧密的关系。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2000多名会员中,接近一半的人在内地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大量企业界的精英;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马云经常去求教的重庆缙云山道长李一,据说皈依弟子已超过3万,其中一半在商界;据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的调查,在浙江,尤其是温州等地,“老板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群体。【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120日】

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有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对于那些承担着创新职能的企业家来说,宗教信仰的支持是不可忽略的。

在一本题为《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的书中,作者伊恩布兰德尼介绍了包括托马斯霍洛威、塞缪尔莫利、乔治帕莫尔、安德烈卡耐基等10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企业家,他们都追求双重目标:商业的成功和社会责任的履行。他们创建于150年前的公司,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生机勃勃。作者分析这10位企业家的宗教信仰状况,发现“宗教是他们生命中的主要支配力量,他们信奉的是一种独特的宗教,这种宗教有严厉的不信奉国教的信条。”在他们中间,有3位是贵格会会员,有些是公理会会员。这些企业家的共同特征是:在工作上有着不懈努力和自我提升的精神;在生活方面又是自律和自我节制的榜样;坚定地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慷慨大方地做慈善事业。

宗教信仰对企业家的影响在东方国家也同样存在。日本著名企业家“经营四圣”之一的稻盛和夫先生所创立的“敬天爱人”的经营哲学,就是汲取了佛家文化的营养。稻盛和夫先生不仅以佛家的思想指导生产经营和生活,甚至他本人也在1997年以在家修行的方式皈依了佛门。他一人创立了两家世界500强的企业,他的经营之道对日本乃至全世界的经济界、经营理论界影响深远。

近年来,针对中国企业家的一些研究也表明,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不仅具有更高的信任度,而且他们在推进市场创新、参与慈善活动等方面也有不俗表现。经济学家赵晓教授认为,“企业家是很特殊的一个‘少数民族’。企业家们要有对商机的敏感,要有冒险精神,要有组织能力,还要有对创业或事业的激情,同时还要能承受巨大的压力以及抗拒巨大的诱惑。”如果没有内在的信仰力量,企业家会难以承受这些压力。赵晓教授还观察到,宗教信仰对一些中国企业家具有良好的正面效应。例如,“512”地震后一个月,部分基督徒企业家齐聚成都,发表《“612”成都宣言》,承诺不做假账,不偷税漏税,不发生婚姻外关系,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财富还要为家庭、社区与社会创造和谐。

诸多企业家的故事表明,有信仰的人可以通过令人钦佩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干劲、明确的使命感和全然努力的工作而获得巨大成功。在21世纪,商业的成功和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样可以通过企业家精神而紧密地结合起来。【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94日】

当宗教所强调的博爱、诚信互助糅合在企业的管理中,会有奇妙的化学反应。典型佛商陈峰,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海航的内部培训体系要求员工从进入企业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接受企业文化教育,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导读》和《员工手册》。著名的“同仁共勉十条”由他亲自撰写,是企业员工做人处事的准则。健康园集团副总顾悦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笃信公司必须有一个最高的权力中心,就像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神是主宰,就像我们在公司做事,老板想要做什么事情,是所有的员工配合老板的,而不是老板配合员工。”她还认为企业必须有清晰的定位和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里有智慧的精华,也有等级、歧视等糟粕存在。上行要求严格的下效,一旦上梁不正,后果会很可怕。

陈峰推崇儒学,在海航建立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海航的干部序列是从M1 M10排列,M 是英文单词manager(经理)的缩写,后缀的一个数字表明”等级“。陈峰是M10。只要成为M,哪怕是M1,所有的一般员工都必须以其名字敬称为”XX 总“。同时,在没有引起高层重视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业绩多数会被归为M 们所有。而对于领导的意见,很多时候被视作一种背叛,从而遭到或明或暗的处分。领导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任何一个企业都是这样,但是在海航,这会让人觉得很夸张。一段时间,海航某高层喜穿白衬衣打黄领带,于是乎,整个公司90%的男员工都有了白衬衣、黄领带,而不管是否适合。同样,陈峰喜爱的道服也是绝大多数M 们所必备的。”在用人方面,秉承儒家学说,陈峰喜欢能很好贯彻自己思想的人,而不介意专业。于是,跟海航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发现,除了技术性部门外,很多管理职位都会有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比如,一位理工科出身的人,在没有任何财务知识的情况下可以出任财务部门的主管,而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则居副职。【来源:华夏经纬网201387日】

宗教信仰是一种私人心理体验,但是由于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在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已经程度不同地变成企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础。商业和信仰的融合,使二者都产生微妙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院高师宁做过一个关于“天主教企业家的信仰与市场经济中的关系调查”,调查发现,虽然企业不是宗教组织,但是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家有意识地在经济活动中公开表达自己的私人信仰,并使其企业具有了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他们特别热衷的信仰实践方式,是一些老板基督徒会在公司、企业的规章制度之外,另外增添一层属于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关怀和规范,另设有与圣经、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的职员守则。

温州小林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小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他们这个拥有七八百人的企业里,基督徒就占了200多人。这些教徒员工每周末会有组织地到教堂做礼拜,每当遇到与宗教相关的节日,企业还会组织一些特别的活动让教徒们参加。很多非教徒员工也参加这些活动,其中有一些后来也成为信徒。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义中,教徒具有传播本宗教的义务。所以有类似信仰背景的企业,在将私人信仰公众化的过程,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有一些宗教更强调个人的修养,其对与企业的影响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被动作用。

李向平认为,私人信仰经由职业群体的表达与实践,呈现现代公民信仰所应当具有的社会分享特征,并且在公司、企业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打造了一种特殊语境中的公共信仰,或准公共信仰。

从宗教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而言,一种宗教伦理的基本功能,往往是如何使它的信仰群体呈现为一种社会身份的认同,或者是群体的,或者是个人的,并能经由这种认同方式而将宗教-信仰初步构成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社会生活态度,促使该宗教所具有的意义关联和利益关系制度化,最终建构一种从伦理的理想主义到实际的理性主义,从而才能转变为直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120日】

中国当前的企业文化,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是“官商文化”。也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我们国家现在也在致力于搞政企分离,要把官商文化解构,官商文化正在走向消亡。

第二是“儒商文化”。以儒家伦理作为主导的一种企业文化,讲“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儒商讲“光宗耀祖”,最终服从国家民族的大义,有一种崇高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拓展,儒商文化越来越沦为一种“伪善”,它标榜的是儒家的那套东西,但实际上是以一种更高明的方式在欺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儒家是一种个人私德,是建立在企业家个人道德的私德水平之上的。这样的道德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原则虽然有重合,但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儒商会走向衰落。

第三种,我叫做“佛商文化”。中国式的佛家,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他不遵循佛教的一些戒律,戒律都是外在的东西,他相信内心,但内心并无原则,这种企业文化的实质是机会主义,讲运气、讲财运、讲机遇、讲慧根、讲顿悟。这种企业文化最适合市场经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把与市场经济相违背的规范都解构了,禅宗不要求规范,无形之中能够容纳市场经济的规律。

“佛商文化”也有困境

目前,最有活力和生机的应该是“佛商文化”。禅宗是“中国式的佛教”,跟印度西方的佛教不一样,它是入世的,但是它保留了出世的态度。这种态度对于企业家来说有一种心理调解作用,一个相信禅宗、相信佛教的企业家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大的。但是,“佛商文化”还是消极的、被动的,它能解构妨碍市场经济的人为的规范,但是没有积极的认知,它的行为都是凭借直觉和灵感,凭借运气见机行事,它不懂商品的经济规律。它背后起作用的不是商品经济的规律,而是人的欲望。所以佛商的问题就在于有了钱,发了财以后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佛商不提供终极关怀,佛家的四大皆空,一切都没有意义。这种文化固然可以在某些场合之下比一般赚钱的人要超脱一些,但是精神境界层次是不够的。【来源:金羊网 2013822日】

随着信仰的介入,有信仰背景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渐趋明显。

根据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高师宁的调查,天主教企业家的私人信仰转化为企业的公共价值之后,企业就有了一种精神,一种灵魂,一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的目标。而且,转化为公共价值的天主教信仰为企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企业相对稳定,很少有员工跳槽,员工对企业家“百分之百信任”;在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交往中“理直气壮”——按时按要求纳税,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工作;在竞争中多了一份无形的力量——客户、供货商对“天主教”的信任;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有一种反省和平静——参加宗教活动后会获得心灵的平和、信心和警醒;在各种不良社会习气的包围中多了一种抵抗力——不会去干同自己信仰相违背的事;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经常、长期地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不忘回报社会。

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认为,由宗教信仰所引发的心灵渐变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家的思考模式。她认为,当一个人有特别长远的思考,或者对人类真的有贡献的时候,他的企业才能兴旺,如果每个点都看得太短,就会陷入急躁。

被称为“中小企业代言人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从管理学角度诠释了这种变化在商业领域的意义。他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企业家更能够以人为本,比如善待企业的员工,因为所谓的管理,就是通过别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那你就要善待别人,真诚地对待人别人。在这一点上,信教和不信教的人有很多的区别。此外,他们对手合作的过程中,他往往也会比较善良,就是强调了共生共荣、合作共赢,并不是非要把竞争对手置于死地。

经济学家赵晓是将宗教引入市场经济的坚定鼓吹者。本身即是基督徒的赵晓曾发表过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和没有十字架的市场经济》来阐述宗教信仰对于商业伦理建立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并以此荣耀上帝,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这一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作用下,创新动力变得最大化,而且致富的目的和手段变得一致,市场交易者最良性的自律,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成本,并使得公平交易的 “市场秩序”有可能出现,从而形成公平与创新齐动的市场秩序内核,进而使市场经济像朝阳般蓬勃向上。

然而,与韦伯证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背景不同的是,中国的宗教信仰者大多半路出家,而非是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信仰来推动整个商业社会的前进。韦伯式命题的中国阐释是否能够行得通,中国是否必然经由宗教来改变现有的商业伦理,这目前为止尚无法得到印证。但是至少,正如高师宁在其调查报告的最后所表达的那样,“宗教信仰是有利于企业家‘信任’观的建立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市场经济活动走向正常,走向有序。”【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120日】

陈峰,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喜欢钻研中国传统的文学、历史、宗教等,人们可以从海航的标志中看到太极、阴阳、鲲鹏和如意。而熟悉陈峰的人都会提到,他在办公室里是穿着道服工作的,读书、打坐、记录心得是他每晚的必修课。

陈峰大量阅读佛家经典,他的宗旨“精进人生,造福众生”就是从佛典中演绎而来;佛教教义推崇“仁”字,主张“有情乃佛心”。他每天用蝇头小楷书写心得体会,起名为《参禅随笔》。陈峰自己说过,每到夜深人静,便参禅入定,遁入空灵。他说自己是“晚上出世、白天入世。”不过白天他也喜欢盘腿打坐,有海航人士透露,甚至在飞机上也不例外,而日常,陈峰也经常会找经理与自己一块打坐。【摘自《民营经济报》2006415日】

健康园集团副总顾悦悦,反对把自己的信仰叫作哲学甚至宗教,认为那些都是有碍接近神的看法。“神绝不是像人们想象当中的宗教,只是造了一点点的理论,造了一点点的逻辑,只是人造的一个偶像而已。它和我们的关系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枝子要一天一天想,我明天会不会发芽,长叶子,会不会长个果子出来,担心得要命。其实不需要的。如果这个枝子在葡萄树上,所有的养分、水分就会不断地进到枝子里面来,这个枝子就多结果子。如果这个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什么都不能做。”

有人评价说,顾悦悦来到健康园集团,更大的原因是她要布道,让更多的人相信给了她安宁喜乐的主。事实上,在顾的周围,有许多人接受了她的信仰,成为基督徒。【据《中国企业家》2004年第11期内容整理】

汪海:企业经营也存在因果报应

汪海,双星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认为把佛教所宣扬的积德行善借鉴到企业文化中是有益的。“我们把提高产品质量与积德行善结合起来,提出把好质量关是最大的积德行善。”在汪海看来,企业经营里也存在着因果报应。“你产品质量不好,坑害消费者,结果企业就无法生存。”

在沂蒙山的双星工厂,工厂有人偷鞋,厂外也有人进来偷东西。汪海想到的办法是“让观音为我站岗值班”,宣称一个人如果做坏事,观音菩萨都看得见。当地人信奉观音,汪海的办法非常有效。有人指责汪海所为是“愚民”。“很多女工们信了。信就行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她们全都来自农村,文化就这么高。”“只要能促进生产力,能够把民心安定下来,用佛教思想来教育人有什么不好?”【据《中国企业家》2004年第11期内容整理】

海南航空公司副董事长王健习惯用阴阳平衡来解释企业遇到的问题。

他习惯讲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的两个儿子分别开了一个伞店和一个扇子店,老太太天天都在那儿哭。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大儿子的扇子卖不出去,出太阳了,二儿子的伞又卖不出去了。王健用这个故事告诉下属,不要总是把好日子当坏日子过,一天到晚生活在阴暗里,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任何事物都有阴阳,有好必有坏,你从坏中看到好的东西这就是机遇。”王健认为,目前我们的社会人心浮躁,经济的发展让大家变得有些疯狂,都盼着“一锄头刨出金子来”,而当经济环境起了变化,马上又怨天尤人不能忍受。“任何事物都一样,阴阳并存。经济好了20年,坏两年也是正常的。”在公司管理上,王健认为平衡最重要。【据《中国企业家》2004年第11期内容整理】

杨薏:工作狂的信教之路

江森自控(JohnsonControls)中国区总裁杨薏,他的公司名列财富500强。这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材生过去一直把“事业一定要成功”作为人生目标。他第一份工作是在瑞典依莱克斯。1988年加入西门子,先是在德国,然后被派往泰国2年,接着又调回管理中东欧19个国家的业务。最后被派驻中国,负责中国地区移动网络设备的生产到研发到销售。1996年,当他34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第一批升到西门子高管(TopManagement)团队的非欧洲人。“我当时恨不得一天48小时工作。就算在陪家人吃饭的时候,还在想业务策略,如何冲业绩好升迁”。而这时,他已经结婚六年。

他的妹妹把他拉入教堂,过了两三次后,有一天牧师讲到所罗门箴言:“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杨心头大动,“这话就好像直接在跟我说一样。”

从此以后,杨开始放慢节奏,戒掉酒瘾。周末,他百分之百地陪伴家人。周日早上则去教堂。“我想我周末不看e-mail,这个世界也不会改变”,他笑言。而每个月,他的信用卡里会自动划出一笔款项捐给慈善机构。【来源:中国新闻网201387日】

香港最大地产集团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炳江曾经满怀感慨地谈起,自己在1994年事业走上高峰期后,突然开始感到莫名地焦虑与空虚,“我心中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黑洞,没有任何东西能填补”。起初他还以为工作过劳,于是尝试运动、娱乐但都没有效,恐惧感与日俱增。“1993~1994年,什么都有的时候,心里很恐慌。出去排解,打高尔夫,开跑车,跟家人到荒岛度假,强装欢颜,却只能找到happiness(快乐),而找不到精神上的joy(喜乐),其实很惨。”

后在妻子的引导下,郭炳江成为基督徒。尽管工作季度繁忙,但是他坚持每天都要流出与神灵沟通的时间,“我无论怎么忙,每天都尽量抽空安静看圣经和祷告,例如晚上灵修,早上、午膳或看新闻时祈祷;有空时也尽可能翻看圣经,思考上帝的话或祈祷。”【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387日】

作为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自豪,经常公开自称是“学佛之人”,在佛教界被称李居士。他的母亲庄碧琴生前就是虔诚的佛教徒,从小教育孩子善恶有报,慈悲为怀,李嘉诚曾表示自己也用这些原则来教育孩子。他的妻子庄月明同样笃信佛教,身后葬礼均依佛制办理。李嘉诚经常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挂在嘴边,也是最为热衷慈善捐助的富豪之一,李嘉诚基金会累计捐款已超过百亿港元,他更号称未来会将1/3的财产投入慈善基金,“就像我第三个儿子。”【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387日】

在众多的二代富豪中,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之子李家杰在慈善方面尤其大手笔。据悉,他本人过去几年中就已经捐赠善款达三千万港元之多。

这或许与他笃信佛教有关。李家杰经常捐钱给内地修葺寺庙,家中更放满大大小小的佛像供奉,他曾私下向友人表示,对自己一出生便有亿万家财,“充满罪恶感”,所以要经常拜佛减轻“罪孽”。

跟吃喝玩乐样样都精通的胞弟李家诚性格刚好相反,逾千亿李氏王国的李光基长子李家杰,十五六岁便饱读四书五经,热爱中国文化,有时出席公开活动,他会拨着一把古扇,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李家杰早已信奉佛教,经常捐钱予内地修葺寺庙,家中更放满大大小小的佛像供奉,他更曾向友人透露自己根本不愿生于现时家庭,他对自己一出生便有亿万家财,充满罪恶感,所以要经常拜佛减轻罪孽。生性与世无争的他唯对茶道十分狂热,1999年自组香港茶会外,试过饮最贵五万元一饼的普洱,就连冲茶用的水,都要指定从日本入口矿泉水。【据2008118日《第一财经日报》内容整理】

  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对宗教虔诚,从他近年来参与的活动中可以见端倪,记者每次与李连杰访问,他的话题永远离不开佛法。李连杰自认前几世一定是和尚,因为他对佛的悟道比别人强,曾经多次他想退出演艺圈,但是在“高山上的世界杯”导演宗萨仁波切的劝导下,他打消这念头,因为宗萨仁波切告诉他:“你要利用你的身分,来渡化更多的人。”

  就因为宗萨仁波切的意见,李连杰这几年没拍片时,会与几位宗教好友一起去朝拜修身,今年他走访许多宗教国家,因而萌生拍部佛教纪录片的念头,所以上次到青海修法时,他带著一位美国编剧同行,原本这编剧是无神论者,但最后当他看到仁波切与李连杰讲话的感人神情,他在一旁忍不住掉下眼泪。

上月李连杰跟朋友到印度去朝圣,临走前把身上所有印度钱都捐出去供养,结果到机场后,想跟朋友喝咖啡,但3个人身上钱怎么凑,就是少了5块钱,他说:“这样就学到教训,下次再怎么样都要留1杯咖啡钱在身上。”【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86日】

潘石屹在2010614日的一篇博客详细说明了自己信仰巴哈伊教的情况:博客标题为《信仰改变了我的生命》。文章中写到:“五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巴哈伊,从巴哈伊的信仰者们那纯洁的面孔、慈善的语言中,我感受到这是一些受到神圣光芒照耀的不平凡的人,他们心中有爱。”

“我个人发生了变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良好的生活习惯,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了。看待身边的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的心态也不同了。我现在看周围的人都是好人,那些以前认为的坏人,只是一些幼稚的人和病人。我的人生有了坚定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一起进步。”博客中写到。

博客中还特别提到了巴哈伊教对于家庭的影响:“我们的家庭发生了变化,家庭中充满爱和关心,我和张欣两人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孩子们的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项目中去,寻找付出和获得的平衡。以前,我只相信科学技术带来的力量、物质的、市场的力量,学习巴哈伊后,我看到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它是可以通过学习圣言、祈祷和为社会、他人服务获得的。”【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网201386日】

 

一是契约精神。儒家文化重视等级秩序,基督教文明重视契约精神,《圣经》就是旧约和新约,约就是上帝跟人的约,让人们重视契约。而商业文明、工商文明是一种契约文明,我们俩签的合同一定要遵守,你不遵守或者你觉得你赚了钱就遵守,不赚钱不遵守就没有办法完成下去,这种神圣的契约精神是现代商业文明的集成,基督教有这种神圣的契约精神。

二是基督教的博爱。博爱可以带来人与人的和谐,这种契约精神以及博爱精神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最需要的一些精神制约。如果中国人缺乏信仰,就会缺乏信任,因为缺乏信任、缺乏团队合作、缺乏委托代理的关系,就有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做大,中国人信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所以中小企业比较多,大企业比较少。你敢相信别人是一种力量,你需要一种力量去相信别人,你受过很多伤害,以前相信别人、对别人挺好的,结果发现都被骗了,走到街上有人讨饭,你给了他钱,后来发现那都是骗子,下次你还敢吗?信任别人的时候需要一种勇气和力量,那么是什么能够使得你超越患得患失的心态去信任别人,就是你的信仰。导致信仰缺失的一个原因是世间的诱惑,大家都赚钱去了,就没人去追求精神上的更高境界。还有可能是世界上不法的事情多,大家的心慢慢就变得冷淡了,本来大家是有信仰的,但是看的乱七八糟的事太多了,受过伤害,慢慢地把门关闭了,世上不法的事情渐渐的增多,人的心渐渐地冷淡。【来源:《管理学家》2011525日】

中国企业家从未跟宗教割断联系,求神问道一直在这个群体中颇为盛行,每个著名寺庙的“头香”往往也大多被他们垄断。然而,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相去甚远。复旦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刘平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旋律就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占有和享受物质财富以及其符号形式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尺度。在市场经济卷席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神灵之后,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最高价值的个人物质以及感官福乐。“这是很悲哀的事,我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了根基。”这位宗教研究者说。

在旧的信仰被彻底摧毁而新的信仰无法建立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家选择了如评论家秋风所言的,“用物质主义之药治疗物质主义之病”,试图用金钱去消解心灵的空虚和挥之不去的焦虑。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走上了信仰之路。与之前那种对宗教的简单利用和粗暴解构不同,这部分信仰者大多是经历了世事沧桑之后对自我世界观的重新认知,和一种“仓廪实而知礼节”式的教化升级。江森自控中国区总裁杨薏少年得志,很年轻就成为了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管,但由于工作压力,他情绪变得非常暴躁,并且染上酒瘾。有一次他妹妹把他拉入教堂,正好牧师讲到所罗门箴言中的一句话:“不要劳碌求富,休仗自己的聪明。你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他从此皈依。杨薏的经历显然并非特例,很多企业家选择宗教信仰,都与商业活动带来的心灵和身体上的压力有关。【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428日】

具体来看企业家的信仰对企业家商业精神的影响,可以从东西方企业家的差异入手。东西方企业家不同的信仰塑造了有所差异的企业家精神。就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创新。企业家代表着一个社会中最具备创新精神的人,但是至少到目前,西方企业家相对更具备创造精神,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企业家在创新上的表现还不太充分。创新跟信仰有关,基督教的文明信奉的上帝是创造的上帝,这个世界上的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所以除了救赎神学,还有创造神学。在创新这个主要因素后面,不同文化下的企业家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东方的企业家,可能特别的勤奋、特别的节俭、特别的看重光耀门楣;而西方的企业家,尤其是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他们看重的是荣耀上帝,他们认为不是在为自己赚钱,财富本身是上帝的,自己只不过充当了上帝管家的角色,所以他们要用上帝的方式去赚钱,用上帝的方式支配财富。

企业的精神跟企业家非常有关系,特别是民营企业,老板的文化就是企业文化,老板的商业精神就是企业的商业精神。一个企业一定是要考虑赚钱的,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一些理想、一种抱负、一种社会目标。谁也没有办法逃脱经济规律的制约,但是一家企业对社会目标的追求和经济目标的追求实际上并无矛盾。有些企业家可能是在追求他的个人理想,这种理想不一定是财富,但是实现了个人理想之后他也得到了财富。只有一些企业会追求社会目标最大化,比方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其实是公益企业,它的目的是用企业的方式做公益,同时帮助底层的人群,所以它会社会目标最大化。但是大部分的企业还是利润最大化,在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要恪守法律、道德和生态的底线。

信仰是道德的源泉,如果一个企业家有信仰,更容易有好的道德行为。有好的道德行为,他做的事情就比较好,对社会就有利,但是信仰能够让企业家不仅有好的社会行为,而且让企业家本身更加幸福,企业家的目标并不是让别人幸福、牺牲自己。“信仰有助于人活出道德”,这是小布什讲的。虽然有些人没有信仰可能也活出道德来了,但是如果有信仰可能会走捷径、会更快、更好的活出道德。【来源:《管理学家》20110525日】

对企业家来说,获取财富是一门学问,如何使用财富是更大一门学问。许多中国企业或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的成因,是价值观和信仰的缺失。一个企业家要赢得人们敬佩不易。企业家要赢得人们的敬佩,关键在于正确的价值观和信仰。信仰决定企业家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是否能处理好舍与取的关系。社会责任感是奉献、付出,在信仰的前提下作为,信仰决定企业或人的社会责任。如此,企业家的心灵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提升。

信仰的缺失造成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淘金冲动。那些致对方于死地的人,那些随意遣散工人不给予合理补偿的人,那些在暗箱操作中损公肥私的人,那些在资产评估中弄虚作假的人,都可以归为缺失信仰。中国民营企业家不缺乏雄心壮志、敢打敢拼、机灵、凶狠风格的人,而缺少的是严谨踏实、稳健细致的工作态度。中国部分民营企业家拥有太多的冒险精神和淘金冲动,有着太多的智慧和敏锐,但他们缺乏诚信、道德、正义感、人文关怀以及做人的原则,更缺少感恩和回报社会的理念,贪得无厌,不但会伤己,也会危害社会。佛教讲闻思修、戒定慧,讲舍己为人,普度众生,都是在处理自己跟自己、自己跟外部的关系。(唐立久系东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崔保新系经济文化专家)【来源:大众网200721日】

一、对天(个人信仰)。中国企业家作为最先富裕起来的一群人,在得到物质的极度满足甚至厌倦之后,接下来他们理所当然更有理由和动力去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精神需求。人定胜天,这可以作为一个激励用语,但如果你真的认为人定胜天,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获得金钱满足之后的企业家,他们已经开始怀疑金钱至上(神)的信仰,因为有钱并不一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我们身体疾病和精神痛苦。要如何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佛陀说众生皆佛,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信我者得救,人类只有找到自己与生俱来的智慧,才是找到了真正的信仰,任何你从哪里得来的东西都是片面和错误的。

二、对人(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最难的就是反省自己,耶稣说人们可以看到别人眼中的毫毛,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横木!曾子说“吾一日三反吾身”。企业家们一般都是一群自信心很强的人,更会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养成一种目中无人以及凡事只追究别人责任的习惯。佛教说我是一切的根源,凡事只要从你自己身上去寻找原因,一定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其实是个很深的智慧。

三、对事(凡事有因果)。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比如一个企业招不到或留不住员工,很多老板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招工或留住员工,但最终却未能如愿以偿;一个懂得因果逻辑智慧的人,他会开始去寻找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只要找出真正的原因,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四、对己(身心修炼)。中国企业家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撕心裂肺的竞争之后,留下来的人终于可以暂时喘一口气了,他们不仅疾病缠身,而且伴有严重的压力与失眠等心理问题,甚至有些企业家已经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很多企业家会开始关注养生,开始关注心灵成长。心灵成长就是潜意识的成长和意识成长,也就是领悟和觉察能力,这种能力的成长最终可以让我们达到性格的修炼。【来源:新浪博客,博主李青松】

民营企业家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导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正面影响:勤劳、节俭、无私、奉献、诚信、服务等普适性伦理道德,既是各个现代宗教重要的教诲,亦是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企业家将宗教信仰导入企业文化建设,首先为企业提供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价值素材。在一个企业家和员工信奉同样的宗教的企业,要形成一套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企业价值体系就会容易得多。即使在大部分员工不信教或者员工信奉不同宗教的企业,企业家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导入企业文化建设的做法也往往有助于这种价值体系的形成,这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巨大的激励力量和约束力量。这种激励力量和约束力量使得企业家不但自己在企业行为中坚持原则、恪守社会道德规范,而且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要求企业员工一体遵行。产生的推动作用和模范效应,有利于将企业家个人的价值观念转化为整个企业所共有,最终形成既符合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又具有某种宗教色彩的企业价值体系。这种企业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不仅能够给企业带来精神动力和道德资本,对于促进社会文化多样性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有益的。

民营企业家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导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一些企业家在企业内部开展宗教活动、培植员工共同宗教信仰,虽然短时间内有助于企业文化的建设,却也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因为一旦企业规模壮大,需招聘更多人才时,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带来的排他性会成为新员工进入和发展的重要壁垒,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而排斥和歧视非信徒员工、强迫或诱使员工入教、在企业内开展宗教活动甚至将宗教活动与日常工作相混杂等行为更是明显违反国家相关劳动法规和宗教政策。所以,与许多企业家的做法相反,著名的基督徒企业家、重庆谭木匠工艺品公司董事长谭传华虽然也十分重视自己的信仰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但他宣称自己绝不“厚着脸皮传教”,既不会向员工灌输,也不会向加盟商灌输。但即使像谭传华这样淡化和回避宗教色彩、主要将自己宗教信仰中的一些普适性的理念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并以信仰的热情和勇气推行,也必须面临一个最大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最大的风险。因为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个人(企业家)的,宗教交易的独特性和信仰勇气的英雄主义都使得民营企业文化的通病——企业家个人色彩更加浓厚,从而使这一类的企业文化随时面临因企业家的个人问题而瞬间崩溃的危险。而宗教信仰中包含的大量道德说教的内容也使得建立其上的企业文化因为理想而过于脆弱,从而加剧这种一触即溃的趋势。【来源:《经济管理》2010年第3期】

 

结束语:无论是虔诚的信仰者,还是借宗教之力约束自己、管理企业的其他企业家,他们都在宗教里寻找有益的东西,并尽全力将它传达到更远的地方。道也好,术也好,有了约束,事物才可以更好更快的生长。如果我们的企业家都心怀敬畏,他们的生存环境肯定比现在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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